今日，人类“全球化”进程遇到了重大挑战，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例外主义、孤立主义、极端主义风潮盛行一时。西方人打算叫停和终止其以往积极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他们认为现如今已经很难从此前的“全球化”游戏中获取更多的利益，故而大踏步的后撤、退却和抗拒他们自己原先创立和主导的组织和制度。
西方欧美人竟然“反其道而行之”，竭力主张再一次修正“全球化”前行路向，重又整理和整顿队伍成员，排队报数去除掉异端、异己，拉帮结派以西方“价值观同盟”为基本班底组织生产供应链和界定、划分全球的消费品市场，即重新建构、打造另外一个纯粹的西方式生态圈。
中国人则强烈主张和继续维护原有“全球化”的合理部分，即持续推进世界范围内经济层级的“全球化”，而主动撇除、扬弃不切实际的硬性规定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和伦理道德等诸多方向的“全球一体化”做法，全心力聚焦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全球化”，努力创新和建构东方式生态圈。
换句话讲，西方式生态圈仍是按照其原有的固有思路行走老路，拉一帮人重起炉灶、划分圈层，继续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社会、科技、教育和法律等诸多方面，搞一个小范围的所谓“全球化”，或称作是异化和变种的区域性“全球化”。
东方式生态圈的理念、观点则完全不同，除了那些适合于全力推进、加强“全球化”进程的经济和科技层级和领域，以增加社会财富和改善生存品质的部分之外，其他涉及政治、宗教、文化、社会、教育和法律等偏向社会科学范畴的“全球化”部分，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甚至可以讲几乎没有可能实现，应持有充分尊重并积极放弃、扬弃的态度取向。
坦率讲，中西双方对人类世界的具体认知、发展方向和依赖路径，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是一个无可回避，和再争辩多久也不太可能有任何统一结论的客观事实。正确的做法，应当承认并重视双方的不同之处和各自适当保留之，同时感知和庆幸中西双方仍拥有许多的相同一致性，以及共同、共通之处，应该不断扩大和强化之。
毋庸置疑，“全球化”是一个绝对的好东西，一个相当优秀、优越的政策安排和路径措施。中西双方应该没有任何理由去拒绝和反对，并且还应当主动推进、热情拥戴，和全力鼓励“全球化”进程。事实上，以往的人类“全球化”实践活动成就斐然，人类社会获益良多。
中西双方共同参与和推动的“全球化”，至少在经济和科技等领域里，可以充分且合理地配置和利用全球的资源和市场，以及金融资本和技术人才，最终提高、提升和增加了全社会的财富总量，划时代的改善了人类社会的生活品质和生存机会。
无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导者，还是私人金融资本的控制者们，都曾经执着地鼓励和推动“全球化”的进程。因为，有这样一种叫做李嘉图“比较优势”的经济理论：无论是绝对优势或相对优势，两者都能够促进自由贸易的发生，双方或多边贸易可以促使全球的资源分配变得更加有效，并且参与贸易的双方和多方都能正向获利。
故此，“全球化”和“世界是平的”的最主要、最基础的基石是“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经济全球化是商品、技术、信息、服务、货币、人员、资金、管理经验等生产要素跨国跨地区的流动，即世界经济日益成为紧密联系的一个有机整体，且规模完整的有机整体。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这意味着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各国国内经济规则不断趋于一致；国际经济协调机制不断被强化，即各种多边或区域组织对世界经济的协调和约束作用越来越强。同时，民族性和地方性减少。
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以及金融资本、科学技术的全球化形成庞大的势能碾压、横扫一切阻力和障碍物。“经济全球化”本身业已显示出其强大的旺盛生命力，并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所有方面，甚至包括思维方式等都造成了极其巨大的冲击。
经济全球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其萌芽可以追溯到16世纪—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现代工业、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世界市场加速扩大，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大大超过历代水平。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现已发展成为一个以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发展为先导，涵盖了生产、贸易、金融和投资的各个领域，囊括了世界经济和与世界经济相联系的各个方面，以及其运作的全部过程。
国际分工从过去以垂直分工为主发展到以水平分工为主的一个新阶段；世界贸易增长迅猛和多边贸易体制开始形成；国际资本流动达到空前规模，金融国际化的进程加快；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增；国际经济协调的作用日益加强；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对经济发展的干预作用日益增强。
经济全球化，的确是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性流动，有利于科技在全球性的扩张，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经济全球化对每个国家来说，却是一柄双刃剑，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
尤其是对经济实力薄弱，和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讲，面对全球性的激烈竞争，所遇到的风险、挑战将更加严峻和棘手。由于原本的实力不足，发展中国家往往在打开国门之后所得甚少。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速度差距，极有可能进一步拉大。
可惜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进步和深化，有相当数量的欠发达国家有可能被排除在“经济全球化”之外，越来越被排斥、排挤和被“边缘化”，甚至成为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新技术殖民地”。因此，“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以保证竞争的公平性、公允性和有效性。
必须承认的一点，现如今的“经济全球化”是在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还没有根本改变的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经济全球化中占有主导地位和绝对优势的，又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状况之下，则更进一步加剧了世人对少数资本主义大国一手操纵世界经济事务，威胁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担忧。
同时，“经济全球化”又极有可能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助推剂。“经济全球化”的代价：不稳定和不确定将成为一种常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少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30%至50%，甚至50%以上。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国际传染，便可能成为经常性的且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皆会不同程度地反映成为外部失衡，进而影响到与其具有紧密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国家，最后将所有国家带入失衡与危机的境地。2008美国本土发生的次级贷危机，很快传染到了整个欧洲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随后又波及拉美地区，最终形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动荡。
凡此种种，“经济全球化”所能给予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的各种有利的好处和各样不利的坏处，好中有坏，坏中有好，好坏参半，一目了然。虽然，客观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以及各种各样的忧虑、不安和担心，但“经济全球化”似乎是一个不可撼动的历史发展潮流，始终不畏险阻，滾滚向前。
“经济全球化”之所以成为一种必然，和必定要形成的历史洪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百分之百地符合“自然生态”的运行机理和基本规律，挡是挡不住的，任何形式的阻拦和反对无效。“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原本就是一个独立、自主、开放、多元和包容的有机整体。其中的“开放”要素，是此“自然生态”系统合理存在且恒久运行的充分和必要条件之一。
故此，今天的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集体主张、鼓噪和叫嚷的脱钩断链、单边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等逆“全球化”的落后思想、愚昧认知和具体行动，完全是极端“反动”和“违规”大自然的思想和行为。任何妄想阻止和破坏“全球化”，和逆反自然生态机理的言行举止不可能获取人心,也不可能行得通。
即使是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价值同盟作借口和幌子，拉帮结派组织、拼凑小圈子，以小院、高墙、篱笆的形式继续保持某些现存的优势，算计和盘剥广大的发达中国家利益。此类卑劣的、倒行逆施的团伙犯案行径也绝对维持不了长久时间。凡是“反动”天地自然大道和“违规”宇宙自然规律之事，纯属是对天地宇宙的犯罪行为。
梳理、盘点和总结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中经验教训，以及开始规划、设计和实践人类未来新形态之时，中华民族理当站出来，大声亮出自己的鲜明立场，和承担起更多的历史责任。广而告之全世界，什么东西是西方模式中应该珍惜和保留的部分，什么东西又该是彻底抛弃、扬弃的部分，以及向全世界讲明白东方式“全球化”的全部意义和具体内容。
当下，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集体让路，退出历史舞台中央已成时代定局，只是具体时间的问题。全人类已经足够仁慈、宽容，给予过西方人多年的机会主责和主导过人类的“全球化”进程。可惜，西方人是完全失败了，失败把全人类整合、聚集在一起共同致富和繁荣，失败于他们缺乏真正的远见、智慧、实力和能力为全球找到一条人类未来发展的正确道路。
实践证明：西方模式的强项，是它“形而下”器或术的部分，而非“形而上”道的部分。换一句话讲，西方世界擅长在“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领域尽心思花大力气，并相应获取了许许多多的重大突破和建树，在建设物质世界大厦领域里引领全球。这与他们历史上率先创造、创新和掌握自然科学一脉的知识，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从近现代“工业革命”一直上溯至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西方人几乎垄断了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大部分基础理论研究成就和技术成果：泰勒斯“自然科学”之祖、毕达格拉斯“勾股定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亚里士多德“希腊哲学集大成者”、阿基米德“力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西医学之父”、托勒密“地心说”、哥白尼“日心说”、伽利略“实验科学”；
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 自然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法拉第“电力场”理论、爱迪生“电灯、电话、电报、电影”、达尔文“物种起源”、门捷列夫“化学元素表”、莱特兄弟“动力飞机”、普朗克“量子物理”、瓦特“蒸汽机”、巴雷尼“无线电之父”、奥本海默“电子计算机之父”、布劳格“现代航天之父”、恩德斯“控制论之父”、朗道“介子场理论”等等。
假设以现代生活中的产品举例：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录像机、微波炉、洗衣机、空调、冰箱、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芯片、电话、手机、互联网、地球同步卫星转播、全球定位系统、操作系统、计算机语言、编译器、各类应用软件、游戏、4轮汽车、飞机、液体火箭、航天飞机、登月、登陆火星；
宇宙探索、胶卷、激光、现代排版印刷、数码相机、复印机、现代石油化工、塑料、尼龙、不粘锅、发电机、输电网、原子能、电脑、电灯、电报机、发电机、剃须刀、电影、蒸汽机 、雷达、电唱机、可的松、牙刷、凝固汽油、隐形眼镜、信用卡、抗麻疹疫苗、口服避孕药、脊髓灰质炎疫苗、抗肝炎苗、三角形滑翔翼；
基因工程学、防滑轮胎、输血、摩天大楼、交通红绿灯、玉米杂交、立体声技术、橡皮膏、推土机、收音机调频、烤面包器、大型计算机、同步加速器、环境学、超导、基因手术、哈勃太空望远镜、真空电子管、心脏起博器、夸克模型、板块构造学说、智能机器人、通用微处理器；
光纤通信实验系统、电子游戏机、无绳电话系统、气象卫星、DNA的双螺旋结构模型、无线电广播、组装线、磁共振成像等等，基本上全都是西方人率先发明和创造的杰作，其印记和痕迹深刻。简言之，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在“形而下”器或术的领域，即在物质世界建设方面贡献良多，值得真诚的赞赏和鼓励。
然而，西方人在“形而上”道的领域几乎没有任何贡献，或者讲的更准确一些，他们的贡献简直就是一个负数值。西方世界中极少讲“天道”，极少讲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大道理，而仅仅专注精力讲述生物链圈中的小道理，讲解动物世界的一般普通理论。
西方人日常热衷所标榜、推销的宗教信仰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新教、伊斯兰教、东正教等，和意识形态领域“自由、民主、人权、私有”普世价值等伦理说辞，基本上全都是从属“人道”的东西，即西方人自己凭其想象、臆造出来的所谓知识和伦理价值观。
一般来讲，但凡遇到“人道”的理论说辞，因为中西双方的生存环境和资源秉赋差异不同，各自生成的文化和文明背景内容也就各具特点，基本上不可能存在一个双方公认的和统一的标准。中西双方常常是各讲各的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常态之下双方争执不休，谁也不可能说服谁，争斗到最后一刻得依靠国家的实力甚至残酷的战争，来决定最终的胜者和赢方。
这里就带出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人人都会讲“人道”说辞，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甚至每一种宗教信仰体系都会讲自认为正确的“人道”价值观和世界观，并且各自都特别坚持和固执。故此，人类整体社会中自然就容易缺失一个公认的，和统一的认知参数标准。
如此情形之下，便生成了一个无可回避的症结和问题。想象一下，倘若能够开始养成一种习惯多讲“天道”，多讲“自然生态”大道，少讲一些中西方各自的“人道”话术说辞，这样是否可以创出一片新的天地，和一条促进中西双方互相走近、互相融合的新路？
当然，你也可以发现西方人偶而也讲一些“天道”的内容。可惜，他们最多也就是拿达尔文的“丛林法则”来说事，进而利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个从观察低端动植物竞争、演化进程中梳理、总结出来的法则，重新改造、编辑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
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应该有意识的推动进化，从而淘汰某些基因，增多某些基因，最后达成改良社会的效果。据此，西方人恶意采用此理论为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殖民、战争、抢劫、烧杀其他国家和民族，歧视、压迫有色人种寻找“合理”托辞和借口。
“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与自然选择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人类之间的关系。认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现象存在于人类社会。因此，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弱者只能遭受灭亡的命运。“失败者是罪有应得，是他们自己懒惰、愚蠢和粗心大意的恶果”，而成功的人是“功有应得”，富有是对勤劳应得者的奖赏。
西方人主导世界话语权情形之下的几百年间，就是如此挥舞着原本仅适合“形而下”器或术范畴里的“丛林法则”，强行套用、混用和滥用在“形而上”道的领域事务。或者讲，胡乱混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差异，把相对适合解决自然科学领域问题的有效方法，硬性安插、应用在社会科学领域里，非恰当地扮演问题的解决者，结果搞得全世界不得安宁混乱不堪，战争和贫困日益加剧。
“形而下”器或术的主要职责，是解决“效率和发展”的难题；而“形而上”道的主要动能，在于化解“公平和正义”的难题。道与术的性质完全不同，西方人却不分青红皂白，坚持沿用从动物世界那里参学来的“丛林法则”，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奢想用简单、粗糙的比拼拳头大小和身型强弱的方式，即用比较资本多寡的实力方法摆平社会的所有事务。
相反，中华民族除了在“形而下”器或术的领域贡献甚多：火药、造纸术、活字印刷、指南针、中医中药体系、24节气理论，风水理论、马镫、足球、瓷器、茶叶、治水工程、历法、子午线、纺织、冶铸、甘石星经、易经、道德经、地动仪、祖冲之圆周率、建筑、丝绸、五经算术、孙子算经、水经、农政全书、梦溪笔谈；
杨振宁宇称不守恒理论、黄-李因子理论、“陈类”数学理论、卡门-钱学森公式、屠呦呦青蒿素、陈景润定理、丘成桐“卡拉比–丘流形”、“于敏结构”、 袁隆平杂交水稻、王安桌面电脑、朱传榘计算机先驱、赵忠尧“反物质”理论、吴仲华涡轮发动机、汤非凡疫苗之神、牛胰岛素、高铁、移动支付、共享单车、北斗导航、航天空间站等等。
实事求是讲，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包括中国人自己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的存在事实：中华民族已经和正在持续给予全人类最独特，和最令人心悦诚服的杰出贡献，绝对是聚焦、落实和定格在“形而上”道的领域，他们花了几千年的时间探究和求索，一以贯之地坚守和遵循“自然生态”的理念和机理行事。
中华民族坚定相信他们能够实践和创造出一种更加公平、正义和文明的人类新型组织、治理形态，简称“中国模式”或“中国式发展道路”，即建构在中华文明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体系基础之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体系。
相比较西方模式的“亲动物性”维度，中国模式的合理性在于其站立的位阶、台阶明显的高于西方模式的台阶位置，中国模式所天生自带的“亲水性”维度远在西方模式之上。中国模式亲“道”自然规律性或亲“水”性，与西方模式的亲“动物”性，形成了两者无可言状的巨大反差。
世界范围之内，绝大多数的国家和民族采纳、采行了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即采用和选择了“亲动物性”思维去建构一个国家或一个组织治理形态。这种状况本身并不能证明西方模式有多合理、多先进、多文明，也并非是那些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主动选择。相反，这正是鲜活地印证了西方人曾经历史性野蛮殖民、战争和掠夺世界各地的直接结果。
中国模式参学、仿学“道”或“水”的机制和机理，高度的“亲水性”特质和特点相当耀眼、显眼。在“自然生态”环境体系中，哪一个元素是最基础、最本质、最重要、最广泛，和最关键的？那么，这个元素便自然而然成为中国人所关注的最最主要的要素。
无须讳言，水是自然生态环境体系中那一个最最主要、最最本质、最最关键，独一无二和不可或缺的，唯一的中心角色，绝无可能存在有第二个或第三个中心。中华大地内的地理、地貌条件和资源秉赋状况与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文活动有机结合，共同创造出了独特的中国模式。
环境塑造了文化和人。特定的文化，决定了制度的品质和族群的性格。中华大地的独特环境最终塑造了今天中国和中国人的模样，塑造出了今天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以及中华文化的内在逻辑。这个判断和推理无疑是正确和准确的。
中西双方的文明和文化所具有的一系列主要特征和本质，既有共同、共通的一面，又有鲜明差别不同的另外一面。无论是共同的部分，还是差异的部分，它们都客观存在于中西方文化体系之中，不可能被轻易抹掉，消除掉。中西双方之间，互相承认和尊重对方的优势和长处，并了解对方的不足和短板，则是应该持有的态度。
有鉴于此，中西双方应该放下不必要的成见，环境差异不同条件之下生成的文化差异、制度差异和国民性差异，本就是一个特定历史中发展和演化形成的客观事实，没有谁在其中犯过错误，也没有谁需要在其中承担任何责任，都是地理地貌环境造就的差异和共同点。事实上，中西方各自具有某种、某类特征和特点而已。
西方人的强项仅限在自然科学“器或术”领域，当下还有部分的项目优势，而弱项是无“道”可讲，或误用、滥用器术当作“天道”讲。他们的器物层级可以做到异常先进和发达，但最终因不讲“天道”而折损寿命，假如不及时改革、更正和修正则优势极可能过早衰减、消亡。
中国人的强项就在于掌控整体的综合平衡，既善于讲“天道”自然规律的智慧大道理，擅用“水”来形象、聚象讲述“天道”自然规律的功效能量，率先创新社会科学的前沿性、革命性成果，并且又能在“器术”领域里大显身手，极其拿手各行各业的工程和技术活。他们在精神和器物层级两个方向上协调、平衡发展，齐头并进。
坦率讲，中西方各自具有鲜明的优势和强项，谁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就赶上或超过另外一方。故此，西方欧美人完全没有那个必要整天神精兮兮念叨、牢骚地位不稳，恐惧东方中国人有朝一日赶上或超过自己，即使被人超越了那又能怎样？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西方人在自然科学领域里领先和主导的日子，也就是短短的那么几百年时间？其他落后于中国人的几千年漫长日子，不也得想办法适应过下去？
在欧美西方人之前，中国人可是在自然科学领域领前全世界千年时间的，他们也没有因此项历史性功绩骄傲、摆谱而看不起别人，更不可能惧怕他人比自己进步和先进而设计障碍和陷阱，阻止和破坏他人提升和前进。暂时的先进或落后并不意味着终身定格不变，变化可是一种常态。如果想要维持自身领先的地位，唯一的办法是保持强大，持久的强大。
人类未来全球化进程，中西双方应该清晰、深刻地明白全世界的经济、资本、市场，以及生产供应链和生活消费链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谁也不可能，也不应该排挤掉对方。当下，欧美西方人奢望采纳、选择脱钩断链，拉帮结派，小院高墙的方式割裂、切断世界经济联系的那一套落后时代的行为和做法纯属胡闹，是完全没有理由获得成功和奏效的。
中华民族的确是要花一些时间，尽更多的心力，传授给西方欧美人一些有关“自然生态”体系的基本常识和知识，甚至涉及一些“天道”的人类生存智
慧。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升，普罗大众的认知水平是可以通过教化和驯化而获得机会成熟起来。唯一的正确标准：人类的思想境界须尽可能多的远离“亲动物性”，同时贴近“亲水性”。
不远的将来，中华民族能够有幸实现和平崛起，成为GDP“世界老大”并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时候，势必将全球范围内所有国家和民族融合、组织在一起，聚焦在经济领域深度且广泛的合作，共同携手创富致富。全世界集体采纳自然生态系统作为参学、仿学的模版，建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新型的生态组织和治理系统“人类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