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全国出生率创1949年以来最低或为多重原因所致

2018年全国出生率创1949年以来最低 或为多重原因所致

2018年全国出生率创1949年以来最低 或为多重原因所致

摘要

为啥结婚率不断创新低?根据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结婚率为7.2‰,为2013年以来的历史最低。国家统计局数据也显示,2018年全国出生率为10.94‰,为1949年以来最低。为啥结婚率不断创新低?

根据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结婚率为7.2‰,为2013年以来的历史最低。国家统计局数据也显示,2018年全国出生率为10.94‰,为1949年以来最低。

结婚率和出生率下降的原因在哪?多个统计局和部门给出了解释:推迟婚姻、婚姻挤压、竞争激烈等情况。

广东统计局和上海妇联的报告认为,年轻人比例增加,以及女性为了事业,导致初婚年龄推迟,影响了婚姻。湖南统计局等多个统计局分析指出,由于过去新生婴儿性别比失衡,随着这批人口逐渐步入婚姻年龄,婚姻市场出现一定挤压现象,适婚人口的男多女少,将导致农村男性寻找配偶的竞争更加激烈。

为什么发达地区结婚率低:女性为事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数据,2018年全国结婚率为7.2‰,为2013年以来的最低。

从各省市自治区来看,经济越发达结婚率越低,比如2018年上海、浙江结婚率只有4.4‰、5.9‰,广东、北京、天津等地结婚率也偏低。

为什么发达地区结婚率不高?这与年轻人比例在增加、为了更多谋求发展机会有关。

广东统计局近期发布2018年常住人口分析报告指出,2018年末,广东未婚人口比例要比全国高出4.32个百分点,与全国相比,有配偶、离婚、丧偶人口的比例则分别低 3.01 个、0.73 个和 0.58 个百分点。近年来,广东人口婚姻状况表现出“未婚占比较高、有配偶占比相对偏低”的特性,主要是与人口年龄分布和初婚年龄有关。

根据 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年龄结构数据显示,广东常住人口中15~24 周岁人口比例为16.12%, 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3.35个百分点;又据“六普”数据资料反映,2010年广东常住人口平均初婚年龄为25.55 岁,要比全国推迟 0.7 岁。可见,低龄组青年人口占比高、初婚年龄相对较晚是导致广东人口婚姻状况显现上述特性的主要原因。

此外,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年轻人进入大城市后,往往会推迟婚姻,这在女性方面表现更为明显。

以上海为例,上海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6年上海初婚人数是27.29万,2017年下降到13.84万。已婚育龄妇女数,在2011年为416.02万,到2016年为204.23万,2017年降低到200.92万。换句话说,在6年时间中,上海已婚育龄妇女数下降了一半。但实际上,育龄妇女数降幅没有这么大,真正下降快的原因是妇女结婚比例下降。

上海市妇联2018年公布的“改革开放40年上海女性发展调研报告”显示,2015年,上海女性的初育年龄为29.0岁,已经高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与欧盟平均水平持平。 2015年上海女性25-29岁年龄组有配偶的比例 ,比2005年下降了11.5%,30-34岁年龄组有配偶的比例降幅达7.6%。 在过去10年中,男性青年的婚姻状况变化不大,而女性青年的婚姻状况发生显著变化。

上海女性结婚率低,与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使她们有了更加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有关。从1982年到2015年,在全体女性就业人口中,从事各类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三个职业的比例,分别上升了2.7%、12%和8.5%,无论是绝对数还是增长幅度都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换句话说,上海女性为了事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推迟了结婚。

农村落后地区男性被挤压、竞争激烈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另一个导致结婚率下降的因素,是在农村,男性遭遇“婚姻挤压”。

湖南统计局分析指出,湖南农村男性寻找配偶的难度加大。湖南省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农村人口中,湖南男性人口占较高比重,其中,适婚年龄段20-40岁的人口性别比达到了111.80,其中男性人口2755.13万人,比女性人口多 291.34万人。其中,0-9岁及10-19岁是男女比例最为不平衡的两个年龄段,性别比分别高达124.96和125.90。适婚人口的男多女少,将导致农村男性寻找配偶的竞争更加激烈,甚至部分适婚人口难以组建家庭。

近期贵州统计局的一份数据显示,贵州农村地区婚姻挤压问题较为严重。2010年贵州未婚男性比例为22.99%,2018年上升为25.14%。

由于婚姻梯度选择的原因,向上婚配导致城镇区域内的的未婚人口比例在下降,农村区域内的未婚人口比例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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