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禹国刚：创立深交所和30年前的绝密救市
深交所主要筹建者之一、原副总经理禹国刚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说，深交所开始筹建之初，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的，打造深交所的“蓝图”，也是在接手筹建工作后，才开始着手完成。
与此同时，禹国刚指出，当时关于股份制、证券市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争论仍然比较激烈。深交所成立之前，在名字的选择上便经历了四次变迁。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深交所能够成功建立的难度。
30年前，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刚刚起步，深圳股市便经历了新中国证券市场诞生以来的第一次股灾。而当时负责开展新中国证券市场第一次救市工作，正是手握两亿元资金的禹国刚。这次绝密救市和深圳股市“8・10”风波的经历，也让禹国刚数次对记者强调：“股市无小事”。
禹国刚说，三十年前担下筹建深交所的职责，既有偶然性，也有其中的必然性。“应该说，我到深圳以后，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改变了我的命运。”
禹国刚表示，自己这一辈子，目前主要做成了三件事。一是和王健及其他同志，一起把深交所建立起来；二是实现了深交所的“四化”；三是协助深圳建立了证券山公园。未来，虽然不敢说还能为深圳再做成一件大的事情，但敢说的是，会继续不停的工作，争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再为深圳做一些事情。
展望中国资本市场的未来，禹国刚指出，中国资本市场已经有了30年的发展经验和基础，只要朝着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方向继续努力，同时进一步提升法律法规、软件设施、人才管理等方面的水平，国内资本市场一定会成为国际一流市场。
以下是澎湃新闻记者对禹国刚的专访实录
深交所自曲折中诞生
澎湃新闻：三十年前的哪些机缘巧合，让您担下了筹建深交所的职责？
禹国刚：应该说，当时担下筹建深交所的责任，其中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偶然性方面，当年留在深圳便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1981年，我带着家人到深圳一位亲戚这里来玩，刚好碰到爱华电子公司在招兵买马。我的日语专业，正好符合爱华电子的需求，后来便担任了爱华电子的秘书兼日语翻译。
必然性方面，1964年，我考入西安外国语学院学习日语和俄语，虽然毕业多年后多年没有使用外语的机会，但一直没有放弃学习，因此日语专长后来才能在爱华得以施展。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之初，共青团中央和当时的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组成联合招考小组，在全国范围内选派两名懂日语和金融证券基本知识的，到日本学习证券和证券交易。1983年，我被深圳团市委推荐前往广州参加选拔考试。因为特区的经济结构以外向型为主，加之我要经常与日本的企业打交道，便通过借阅当时从香港引进的相关书籍资料，学习过一些股票、股权等证券相关知识，因此成为了第一批被选派到日本学习证券和证券交易的留学生。
1988年5月，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李灏从英国考察归国后，提出创建深圳证券交易所。当时，我在日本学习后，归国仍在爱华电子工作。深圳市政府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成立后，分管金融证券的副市长张鸿义，便把我从爱华电子调到了中国银行深圳分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各项筹备工作开始后，我正式开始担任资本市场领导小组下的专家小组组长，开始开展筹建深交所的一系列工作。
澎湃新闻：在深交所的筹建过程中，当时主要有哪些考虑？筹建时又经历了哪些曲折呢？
禹国刚：可以说，开始筹建深交所时，是“钱无一分、纸无一张”，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的。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便从法规规章开始着手。
从1988年11月到1989年3月期间，专家小组翻译了200多万字外文资料，并结合深圳实际情况和多次论证，正式定稿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这就是市场熟知的“蓝皮书”，也是打造深交所的“蓝图”。
在“蓝皮书”的指导下，到1990年5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我便和筹备组另一负责人王健一行，到北京去报批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市。
不过，由于当时股份制、证券市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从中央到地方争论很激烈，没有定论。因此，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司长金建栋，建议深圳证券交易所改名为深圳证券市场。
但是，由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译成英文叫“Shenzhen Stock Exchange”，而深圳证券市场的英译名为“Shenzhen Stock Market”，与国际通用名有区别，便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算起来，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开业前，来来回回共准备过用四个名字，从最开始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到深圳证券市场。后来，还准备过用深圳证券交易中心这个名字。及至最后，还是用回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
一定程度上，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名字变迁中，就能知道，深圳证券交易所当时建立，有多大难度和经历了多少曲折。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党中央国务院赋予了深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探索的历史使命。最后，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果断拍板，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率先开市实行集中交易，新中国股市正式走来。
澎湃新闻：深交所开业仪式上，有什么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吗？开业当天，深交所的运行情况，特别是交易方面的情况如何？
禹国刚：回想起来，目前仍然记得开业仪式上我和王健鸣钟开市的场景，以及“红蓝马甲”在接到买卖盘后，进行上板竞价、手势买卖的身影。
国内敲钟的传统自商朝已有，历史悠久。受此启迪，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市的标志，我就想到了敲钟。由于国内很难买到大小适中的型号，我便托朋友从香港，买回了深交所开市敲的那口钟。
“红蓝马甲”方面，“红马甲”很多交易市场有很多，但“蓝马甲”却是深交所独有。当时，虽然深交所可以一步到位，直接推出电脑自动撮合交易，但由于内部有不同意见，便先采取了人工。其中，“蓝马甲”负责把收到的买卖盘信息输入到电脑里，“红马甲”进行上板竞价。
交易情况上，30年前深交所开市时，深圳有16个证券部，有几个大营业部准备瞒单不报，妄图让深交所开展集中交易首日出现“零”成交。不过，我事前听到了这个风声，作了应对的准备。
开市当天，前四分钟的确一个委托电话也没有。不过，在9时04分45秒，国投基金部率先挂出卖盘“深安达”25.73元/股，有色金属证券部快步抢盘，成交两笔。紧接着，又相继成交6笔，深交所开市首日没有出现“零”成交的局面。有惊无险的“亮相”，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深交所运行中面临的千难万险。
绝密救市，股市无小事
澎湃新闻：1990年末，深圳出现新中国证券市场诞生以来的第一次股灾，当时情况如何，为何选择救市呢？
禹国刚：从来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也没有只跌不涨的股市。1990年，深圳股市热度不断增加。如面值1元的深发展股票，6月份“白市”即柜台交易涨到每股60元，但“黑市”已涨到120元。到11月份，深发展股票“白市”已涨到每股120元，“黑市”更是涨到每股240元。
为了调节股市过热，深圳股票交易印花税问世。同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整顿深圳股市。1991年年初开始，深圳股市开始出现明显跌势。
不过，在市场回调过程中，出现了关于“深交所要停业关闭整顿”、“即将发新股”等谣言，由于当时股民的专业知识不够，股市急速下跌。1991年4月22日，深交所当日全天成交为零，只有卖盘没有买盘，股民对市场没有了信心。
当时，对于救市与不救的抉择，仍有分歧。但是，深圳证券交易所从1990年12月1号开始集中交易，深市发展到1991年的9月初，充其量只是一个不到一岁的婴儿，但这个婴儿已经拉了9个月的肚子，如果不补水，很有可能将脱水甚至死亡。因此，这种状态下，当时会议上我便说，救市我做定了。
澎湃新闻：您当时是如何开展救市工作的？
禹国刚：1991年9月7日，合计共2亿元的“深圳股市调节基金”正式入市。我与时任深圳市财政局副局长的金明，在深交所交易大厅开始救市。由于这个事情是绝密的，所以当时救市资金的运作，几乎没有人知道钱是哪里来的，以及是谁在主持救市工作。
救市开始后，首先把深发展的股价托到了13.95元。但是，一些炒家继续压价，而我手中只有2亿元的资金，继续这样下去，手中的资金很快将不够用。
于是，我和深圳特区报两个记者沟通后，用余家元的笔名，谐音“一家之言”之意，发表了一篇深圳股市已经救不了的短文。炒家们看到文章后，也担心背后救市的停止工作而遭受损失。因此，9月29日深发展股价已经涨到了14.95元。
当时，深交所对面的荔枝公园，是股市沙龙的举办地。1991年的国庆假期，我听到了炒家准备买入的消息。于是，我便有序的取消了深市老五股的涨跌幅限制，“紧箍咒”摘掉后，深发展几个交易日内，便从14.95元/股涨到了26元/股。几个月后，深发展股票价格更是上行到三十多元。
回想起来，虽然取消涨跌幅限制无异于在市场上放出一只“老虎”，但由于当时股市跌幅很深，不取消涨跌停板，无疑是作茧自缚。事实证明，“老虎”最后也没有咬人。
后来，救市完成之后，因认购新股工作安排不当，深圳股市还发生了“8・10”风波，几乎把当时整个深圳市政府的领导班子全部打散。
不过，新中国股票市场的一路起伏发展，也让市场认识到“股市无小事”，这也催生了中国证监会的成立。“8・10”发生以后的1992年的10月25号，中国证监会正式成立。
实现“四化”
澎湃新闻：在您担任深交所法定代表人主持工作期间，深交所实现了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运作无大堂化的“四化”。当时为何想到做这些工作？
禹国刚：深交所运行到1992年，市场规模越来越大，证券商和登记公司几乎每天晚上，都需要加班到三更半夜。手工已经完全不能满足当时与下一步的工作需要，因此必须要进行电脑交易。
交易实现电脑化，通信质量必须稳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服务面向全国，信息传输的稳定性亟待提高，经常出现一个省连上信号，而另一个省的信号中断的情况。后来，时任深交所总工程师的王侯，想到用卫星来做通信工具，便北上北京航天中心的航天五院进行合作，最终实现了通信卫星化。
同时，深交所借鉴纳斯达克和新加坡，同时实现了运作无大堂化和交收无纸化。可以说，时至今日，深交所的技术水平毫无疑问处于全球同行业领先地位。
当时超前进行“四化”建设，并不是说我有多聪明，我也借鉴了国外先进的经验，如在日本学习证券知识时的见闻。只不过，深交所实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澎湃新闻：筹建深交所的这段工作历程，对您而言有何意义？展望未来，对下一步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您有何期许？
禹国刚：我这一辈子，目前主要做成了三件事。一是和王健及其他同志，一起把深交所建立起来；二是实现了深交所的“四化”；三是协助深圳建立了证券山公园。
应该说，我到深圳以后，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改变了我的命运。未来，我不敢说还能为深圳再做成一件大的事情，但我敢说的是，我会继续不停地工作，争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再为深圳做一些事情。
中国资本市场已经有了30年的发展经验和基础，只要朝着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方向继续努力，同时进一步提升在法律法规、软件设施、人才管理等方面的水平，国内资本市场一定会建设成为国际一流市场。在全市场实施注册制背景下，国内资本市场培育出超大型高新科技企业，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