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行十年前坏账阴魂未散:3万亿泡沫藏身GDP
四大行十年前坏账阴魂未散:3万亿泡沫藏身GDP 更新时间:2010-7-14 0:02:29 到了2006年6月底,时任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的孙晓霞表示,AMC累计处置不良资产1.17万亿元,占接受总额的83.5%,现金回收约1870亿元,回收率为16%。无论是不良资产进入“共管账户”,还是债券延期、央行挂账,都是债务“左兜换右兜”,在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不同科目下进行的调整。 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转型,万亿不良资产挂账,中央财政的“共管账户”模式变成“左兜掏右兜”的游戏,国家要想核销这笔坏账,将计提2009年10%的GDP,全国人民变成真正的买单者。
6月28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召开创立大会,公司注册资本251亿元,财政部持有100%的股权。十年弹指一挥间,信达股份的成立终于拉开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序幕。AMC从诞生到转型,一直处在一种坏账剥离重组的游戏之中。
遥想当年国家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注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同时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进入AMC,现在四大银行都上市了,AMC也开始转型了,1.4万亿不良资产核销却成了隐藏在GDP之中的巨大泡沫。
四大行坏账游戏
在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上,关于AMC最新数据截至日期是2006年一季度,这一份数据暴露了AMC处置不良资产的秘密。按照银监会官方披露的数据推算:AMC购入贷款原值应为1.26万亿元;如果不良贷款全部处置完毕,现金回收可能达到2631.69亿元;加上非现金,资产回收可能达到3049.2亿元。以上推断都是基于现金回收率和资产回收率保持不变。但在实际中,越到后来剩余的贷款处置难度越高,现金回收率和资产回收率都会下降,所以这里的现金回收数字和资产回收数字都是相对乐观的估计。
1999年财政部分别提供100亿元充当资本金,设立AMC;央行总共向AMC提供再贷款5739亿元,AMC总共向四大银行发行金融债券8200亿元,大致以1:1的比例,先后购买四大银行总计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
到了2006年6月底,时任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的孙晓霞表示,AMC累计处置不良资产1.17万亿元,占接受总额的83.5%,现金回收约1870亿元,回收率为16%。
等到了2006年年底,AMC皆宣布已经圆满完成了不良资产的处置,根据公开的官方数据,AMC累计处置不良资产1.21万亿元,累计回收现金2110亿元,比国家核定目标超收286亿元。
我们回到银监会的报表,现金回收2631.69亿元,资产回收3049.2亿元,如果不良资产数字用主流声音的1.4万亿元计,那么AMC辛辛苦苦十余年,现在不良资产还有1万多亿元.
按照再贷款和金融债券年利率2.25%计算,AMC每年需要支付央行和四大银行利息300多亿元,10年利息总额超过3千亿元,回收的现金全部支付利息都不够。
AMC不良资产的处置费用高昂,回收效率低下,期间审计署也曾一度发动审计风暴,发现存在违规和不规范、不合理处置不良资产现象,银监会也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整改意见。十余年,AMC势必新增费用若干,如果按照媒体披露的7%的不良资产处置费用率,老的不良资产加上新增的处置费用,现在的坏账可能不止1万亿元。
其实,从AMC接收不良资产开始,这就是一个数字游戏,即所谓的“政策性收购”。十几年前,四大银行有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十几年后,AMC欠央行5739亿元,欠四大国有商业银行8200亿元;除此之外,依然还有坏账1万多亿元——如果有变化,那就是坏账的数字更大了。
AMC中的经济泡沫? 信达股份公司成立了,“共管账户”的转型方案拉开了AMC转型的大幕。
目前,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还有不良资产2000多亿,这些资产基本是无法收回的真正的“坏账”,应该彻底核销掉。但在信达转型方案中,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财政部共设“共管账户”,将2000多亿元巨额挂账损失剥离至此账户,又一次保留下来。
引入“共管账户”方案后,财政部不需要立即支付现金化解损失,而信达股份的财务报表将焕然一新。可以预计,财政部将作为唯一股东推动信达股份改制,完成商业化转型,进而引进战略投资者,并择机上市。
“共管账户”的本质,是用未来的收益来还当前的欠账,做法是将剥离的不良资产置换成优质资产,变成持有财政部的等额付息债券,财政部以未来获得的分红、所得税等归还。
对于“共管账户”的偿还,财政部将账户存续时间初步定为10年。如此,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避免了被解散的命运,财政部也将买单的压力再度留给未来。
AMC欠四大银行8200亿,也有了去处。中国银行6月30日发布公告称,“本行接到财政部通知,本行持有的东方债券到期后延期10年,利率维持现有年息2.25%不变;财政部将继续对本行持有的东方债券本息支付提供支持。”此事早有先例,去年9月,建设银行持有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2470亿债券已率先获延期10年。
另外,AMC欠央行5739亿再贷款也将停息挂账。央行作为货币的最终创造者,可以通过贷款创造存款,由支出决定收入,可以无限地创造货币。经济景气时,央行收缩对商业银行的贷款;经济衰退时,央行扩大对商业银行的贷款。
可以看出,央行资产负债表没有股东权益,资产负债大致保持平衡;左侧每增加一笔AMC债权,右侧就印刷一笔钞票与之相对应,从而注入一笔流动性;左侧AMC每偿还一笔贷款,右侧就注销一笔基础货币,从而回流一笔流动性。
现在AMC挂账,就是左侧不再偿还贷款,右侧也不再缩减货币,流动性停留在流通领域中,就可能导致全社会的通货膨胀,全体人民为AMC买单。
其实早在2006年,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就成为首批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企业,将烂账打包发行CDO、CDS一类次级债。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银监会暂停了不良资产证券化,中国的资产证券化陷入停滞状态。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走出谷底,国内推动金融创新、发展衍生品市场的呼声更加高涨,坏账会不会借机插上证券化的翅膀,一飞冲天,四处传染,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能。
经过2009年接近10万亿新增信贷的疯狂,新一轮不良资产的日渐涌现,化解新的不良资产就只能直接拿资本市场开刀。配股、发债不一而足,A股消受不了,H股顶上。“2009年是信贷跃进年,2010年必然是融资潮起年。”如果目前已宣布的银行融资计划年内均能顺利实现,今年银行业融资总规模或超6000亿元。
无论是不良资产进入“共管账户”,还是债券延期、央行挂账,都是债务“左兜换右兜”,在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不同科目下进行的调整。其实,债务就是债务,企业核销要靠利润,财政核销要靠纳税,央行核销要靠通胀。现在这些坏账隐藏在银行效益中,蜗居在GDP效益中,它们才真正是中国经济的泡沫。
3万亿改革成本相当于GDP十分之一
银行的坏账实际上是整个经济改革的成本。中国搞的是渐进式改革,兼顾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对于改革的阻力,采取迂回、包容的方式,沉淀为改革的成本。
改革之初,改革成本多由中央财政当期直接支付。如社会救济福利费和物价补贴,一度在国家财政支出中逐年攀升,前者2003年达到了217.69亿元。改革到后来,由于国家财力有限,银行开始充当“第二财政”,承担了大量的改革成本,逐渐形成为巨额坏账。
央行研究局在2002年下半年的一个调研报告显示,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有80.7%是渐进改革成本的转移造成的,具体原因包括红头文件、企业政策性关停并转、国有企业经营不善、地方政府不当干预等。当然,银行完全由于自身原因,经营不善,也造成了大量不良资产。
银行坏账积累到一定程度,中央政府就要设法相救,银行就会进行财务重组。财务重组的第一种形式是银行用自身利润核销坏账,这是企业行为,也是会计制度规定的市场化手段。但银行用自身利润进行核销的只是极少部分。
第二种形式是国家动用外汇储备重新注资。中行和建行两行用中央财政的所有权冲抵1970亿损失类贷款后,两行各获得225亿美元的外汇注资。工行用776亿可用财务资金核销损失类贷款,并获得150亿美元的外汇注资。建行同样获国家补充款项654.99亿元。
第三种形式是AMC向四大银行发行了10年期中央财政担保的金融债券8200亿元,用于收购银行不良资产。2005年4月,工行将2460亿元不良资产置换成等价的金融债券后,划归财政部和工行共管基金账户,并委托给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处置。
第四种形式是AMC通过央行再贷款或央行票据收购银行不良资产。1999—2000年,AMC用5739亿央行再贷款按账面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资产;2005年6月工行4590亿可疑类贷款按账面价值置换为央行票据,再以账面价值26.38%的平均中标价出售给AMC.
银行财务重组支付了改革成本吗?只有第一种用利润以及税收减免来核销的坏账是被直接支付了的,因为利税本应属于财政部。其他三种方式,都只是完成了改革成本的再次转移、迂回——原本已经转移到国有银行的改革成本,经过财务重组后又转移到了中央财政与中央银行。
外汇储备直接向银行注资,相当于直接增发同等数量的人民币。这些外汇储备在企业向政府兑换时,已发行过一遍人民币,如果银行最终使用外汇冲销坏账,相当于直接向市场多投基础货币,以隐性通货膨胀的方式摊薄所有人民币使用者的福利,以铸币税的方式搜刮国民以填补银行的无底洞。
第三种形式当然最后由中央财政负担,但又是通过隐性担保这种形式,仍然不是直接的、一次性的买单,而是由中央财政间接的、延期的支付。第四种形式由央行负担,实际上最后通过普遍的物价上涨,由全体人民买单。
如前所述,需要引起警惕的是,改革成本在被转移、被延期支付的同时,还在被放大、被恶化,这是一个更加恶劣的问题。
2006年,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野华做过一个测算,中国渐进式改革成本估计有23979.38亿元,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农行的股份制改革成本。
农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财政部和农行设立“共管账户”,置换8156亿元不良资产,存续时间15年。这相等于农行持有财政部年利率为3.5%的等额债券,财政部每年付息285.46亿元,15年共4281.9亿元,连本带息12445.1亿元,农行改革成本又超过了1万亿。当然,利息也还是财政部从农行的利税所得。
按陈野华测算的改革成本23979.38亿元,加上农行的8156亿元,截止到目前的中国改革成本:32135.38亿元。如果加上财政部支付给农行的利息成本,则改革成本上升为36424.48亿元。
按照统计局修订后数据,2009年中国GDP总量为340507亿元,如果一次性核销这些成本,就只剩30万亿多点儿,10%就没了。中国GDP能够计提10%的拨备吗?